夏朝的研究被称为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我们已经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但关于夏朝的谜团依然没有完全解开，甚至连该工程的报告也存在诸多争议。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看日本学者如何看待夏朝。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多次提到，夏朝的考古遗址只有一部分，或者可以说它被分成了两大部分。首先，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持续时间只有200多年，并不像《竹书纪年》所记载的那样，称“自禹至桀十七世”，甚至《晋书》提到的“夏年多殷”，让人觉得夏朝存在的时间过长。其次，除了二里头遗址，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之间并没有发现与其规模和影响力相当的其他遗址。
曾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教授指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一两百年间，考古学并未能找到与历史文献相符的“王朝气象”。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但它也承认，二里头只能算是夏朝晚期的都城。所谓的王城岗遗址，虽然它的绝对年代上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但其规模（仅为二里头的十分之一）和文化传承来看，并不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起源。
展开剩余82%二里头文化的日用陶器（代表普通百姓的生活）来源于当地的河南龙山文化，而铜器、玉器等礼器和丧葬习俗（代表上层文化）则呈现出多样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种可能的结论：
第一，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其实完整地代表了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始终是夏朝的王都，而非夏晚期的都城。
第二，夏朝可能是在尧舜时代的背景下诞生的，早期的夏朝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许多城邑互不统属，常常发生战争。直到公元前1800年后，龙山文化的聚落大崩溃，夏族趁机崛起，建立了一个具有统一王权的政权。换句话说，夏朝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真正的王朝，另一部分则是一个时代的统称（类似于南北朝）。
然而，日本学者对夏朝的判断更为激进。日本京都大学的考古学者冈村秀典认为，夏王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当时的1号宫殿和2号宫殿的建造，以及配套使用的礼仪性玉器，标志着中国传统宫廷礼仪的开始，也象征着王朝时代的到来。
至于夏王朝的终结，中日学者在此问题上较为一致，认为夏朝与商朝的交替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之间。二里头的1号宫殿在四期时被摧毁，标志着王朝的覆灭。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第三期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610年至前1560年，第四期则是公元前1560年至前152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依据偃师商城的建立时间，将夏商更替定在公元前1600年。换句话说，从二里头1号宫殿建成（标志着夏朝建立）到偃师商城建立（标志着夏朝灭亡），时间间隔仅为10年，甚至可以推测夏朝可能像秦朝一样，存在时间极为短暂。
如果不考虑王朝覆灭后其文化遗存仍然延续的情况（遗民可能继续在原地生活），将二里头文化的结束（即四期晚段）视作夏朝的灭亡时间，从1号宫殿建成到二里头文化终结也不到90年。
冈村秀典等日本学者因此认为，夏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但它的存在非常短暂，且《竹书纪年》关于禹到桀的471年记载不太可信。
然而，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夏朝的建立时间可能过早，但大多数仍倾向于将夏朝的始建时间定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950年之间，依据天文学推算的“禹时五星汇聚”（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作为支持。
日本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才代表夏朝的建立，他们的观点基于几个立论依据：
1. 二里头1号宫殿的建设包括6000平方米的中庭，可容纳1000人举行朝会、祭祀等活动，宫城周围设置有长方形宫城，标志着国家机构的形成。
2. 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玉器用途发生变化，从祭祀用玉转为随葬品，象征着君臣礼仪的建立。
3. 三期箭簇数量急剧增加，表明王朝军事力量的提升。
不同于中国学者偏重文献和考古证据的比对，日本学者更侧重通过生活方式和出土物的功能来重构夏朝的社会结构。比如，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9个炉灶和8个烟筒，这与偃师商城的文化差异明显，后者几乎没有发现类似的饮食方式。
总之，日本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才标志着夏朝的开始，而中国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夏朝的建立要早得多，可能与大洪水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我们对夏朝的理解仍有许多争议，未来的考古发现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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